将“耳环”视为外国器物，将戴耳环者视为“胡人”——唐代的耳环

耳环是一种关键的首饰（或耳饰），但其在中国的产生、引入、使用等问题，鲜见有人进行过认真而深入的探讨。就唐代的耳环而言，虽然有几种论服饰或风俗的论著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甚至有误。本文不揣简陋，想极疏略地叙述一下唐代耳环的使用情况，希望抛砖而能引出玉来。

一“耳环”一词似出现较晚

最早的使用耳环的例子出在五代。《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少帝纪四》说开运三年（946）九月，张彦泽“破蕃贼于定州界……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同年同条记“蕃贼”为“契丹”，可证此处虽记载了“耳环”，但戴耳环的是契丹男子，属于少数族。

那么，此时或此前汉族的耳饰称什么呢？主要被称为“瑱、珥、珰”等。这些名称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环，也并不穿耳。例如《说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尔雅翼》卷二一曰：“珰，音当，充耳珠也”、《集韵》卷三“珰，充耳也”、《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在解释“卷耳”时说：“如妇人耳中珰，今谓之耳珰”。到后来，出现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学的蛮夷，并没有流行起来。因此虽然汉刘熙《释名》释“珰”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书如上引《尔雅翼》、《集韵》等仍释“珰”为“充耳珠”。

从理论上推测，唐朝的汉族，不论.，可能都不应戴耳环。因为“穿耳”与儒家的理念相悖。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躯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国。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颁布全国，被称为《御注孝经》从而流行于世。儒家的思想加上皇帝的权威，相信这一要求或曰规则会约束当时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强调，首先从唐代的思想、礼俗情况考虑，一般的唐人是不戴耳环的。

现在我们看实际情况。查唐代文献，有关唐人戴耳环的记载几乎不见。大概到了晚唐五代，才有类似“耳坠金镮”的词语出现。而这与上述五代时“耳环”一词的出现大致同步，不能视为唐朝的一般情况。进一步，我们特别查看了唐代的类书。我们知道，类书虽有种种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为基础。查阅类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事物的流行与否。

唐代有三大类书完整存世。我们先看唐初的《艺文类聚》。此书由欧阳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艺文类聚》有“衣冠”“服饰”部，但在“服饰部下”“头饰”门中只列了“步摇”“钗”同“梳枇”三类，没有提耳饰。《初学记》是徐坚等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官修类书，虽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艺文类聚》”，只有“器物”不设“服饰”，因此也没有提到耳饰。《白氏六帖事类集》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类书。书中头饰类列了“梳篦”而以“钗”附。查其“梳篦”类，除“梳、钗”外，还列了“名珰”、“玉珥”二条，记魏太祖同齐威王时事。后来宋代的孔传续此书，作《白孔六帖》，在此“梳篦（钗附）”类中补充了十三条唐事，但均为“钗”，没有耳饰。甚至沿至宋人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虽单立了“珰珥”一类，但所记均为唐以前事。如果唐人戴耳环的话，为何在类书以及其他史料中没有反映呢？可见一般唐人是不戴耳环的。

我们再看文物考古资料。从传世的唐画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看，虽然绘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宫侍女、朝廷贵人、平民百姓，但几乎找不到有戴耳环的形象。出土文物中有耳环、耳坠，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同墓主人身份族属不明。例如1988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坠，但耳坠的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的情况均不明。而且从耳坠装饰中的联珠纹看，很像是一件外来器物。

在《考古》与《文物》杂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公布的唐代墓葬情况，结果如下：

《文物》十年来公布了唐代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确记载或可判断为女性（合葬或独葬）的墓19座，未盗或未扰乱的墓20座。所出墓葬地域涵盖河南、北京、陕西、辽宁、山西、甘肃、四川。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辽宁朝阳双塔唐M1号墓主人“头部随葬泥质陶壶1件，玛瑙珠1件，铜钗4枚，头下有蚌饰1件……左手处发现铜戒指2枚，右手3枚”；M2号墓主人“头部随葬银钗1枚，口中发现银琀1件，头部左侧随葬铁剪刀1把，左肘部发现铜环1件”，但没有耳环出土。山西大同南关唐M4号墓“死者为女性，仰身直肢”，头部随葬有铜钗、铜镜、贝器；M9号墓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钗，均无耳环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