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21 国学知识 435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血缘共祖。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同祭祀运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究竟什么是“黄帝文化”，“黄帝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核是什么？五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经过了怎样的尊黄、崇黄潮？“黄帝文化”的当代价值又为何？
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时候，解读黄帝文化的渊源、内涵、精神及当代价值，正是国人“文化寻根”同“文化自觉”的需要。
为什么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形象，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所谓“人文初祖”，是指黄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同精神文明开创者。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草昧未辟，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黄帝教民“兴事创业”，“治五气”,改造自然情况；“艺五种”，“佐五谷，养民人”，发展农业生产；制衣冠、造舟楫、用牛车、做弓箭、创医药，创造器物文明；立“礼法文度”，“别.，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创官制、明财产、定婚嫁、立丧制，创立制度文明；造书契、画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创建精神文明。史载黄帝时代的这些文明创造成就，虽然既不能毕其功于一个时代，也不能归其功于黄帝一人，但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却表达了中华民族对文明创造的赞美，对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对文明创造精神的崇尚。黄帝文化所蕴涵的崇尚文明创造的精神价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意识。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实质就是进行文明创造。故《尚书》有“睿哲文明”（《舜典》）之赞，《易传》有“天下文明”（《乾·文言》）、“刚健文明”（《大有·象》）之志，《荀子》有“不警文，谓之野”，“君子贱野而羞瘠”（《礼论》）之论。可见，黄帝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又培植了中华民族崇尚文明的人文精神。正如于右任先生1918年在谒黄帝陵诗中赞云：“独创文明开草昧，高悬日月识天颜。”
在关于黄帝的历史记述同神话传说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同向往。远古时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生在世许多大小不等的原始群落，每一群落都有自己特有的血统同文化。黄帝通过部落的迁徒同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促进了中原各部族的相互交往，促成了部落联盟的形成，“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于是乎黄帝统合了各部族的图腾信仰，形成了龙崇拜的图腾意识，确立了统一的对于天帝的信仰。在社会治理上，黄帝选贤任能，“得六相而天下治”（《管子·五行》）。“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史记·五帝本纪》）；明确官员的职责，“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史记·历书》）。由于黄帝善于治世，社会呈现出了清明同谐的景象：“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淮南子·览冥训》）“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管子》）。而且，人与天地自然之间也充满了同谐：“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淮南子·览冥训》）。国与国之间也能同平相处，“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览冥训》）此外，黄帝梦游华胥的神话也表达了人们对民风淳朴，没有爱憎之分，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利害冲突同斗争杀戮，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史上是否有黄帝其人？
关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的传说，以往史学界在态度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直接引为信史，另一种是断然否定其史学价值，后者以“古史辩”派为代表。前者为信古派，后者为疑古派。近来学者推崇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努力超越“信古”同“疑古”，以求对古史获得一种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神话传说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神话可以不依赖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文学式的想像。传说则须以某些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节，虽说比神话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为历史资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贡献，但疑古太过，亦有偏失。许多人认为他们错在史料处理简单化同未能充分重视同利用更广泛的古文献资料同考古资料，因此人们努力去引证古史资料，包括金文同各种考古新发现，以证明炎黄说同五帝说的历史真实性。我认为仅此是不够的。“疑古”派的错误不单在史料的运用鉴别上，更在理论的视野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话传说积淀着人们世代
集体的历史记忆，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隐藏着历史真实信息；其二，缺少多视角尤其文化学视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话传说乃是先民构筑民族文化认同符号的关键方式，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没有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实证史学的狭隘框架，是无法做好的。用近代人类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去评论上古人类的精神运动，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看起来“科学”，实际上并不科学。
按照文化学的理念，神话与传说不应简单归结为非科学的思维，它乃是先民在当时条件下把握世界同保存历史的特殊方式。古史学者徐旭生在《中国传说的古史时代》中将神话与传说加以区别后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不仅是传说，对神话亦可作如是观。原始神话的文学色彩固然很浓，在其深层不也隐藏着历史的“质素”、“核心”吗？因此，神话与传说都可以纳入大史学的视野，成为研究上古史的有用资料。例如“三皇”的神话之一：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在神人英雄故事形式下，积淀着中华上古文明的阶段性演进（人工取火、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回溯。传说则比神话有更多的历史真实内涵，只是传承的方式有别于文字纪录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