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之称如何变“炎黄”？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是发端最早的国家之一，而礼仪又是文明化程度体现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因此，世称中国为“礼仪之邦”，是很有道理的，就连“中国”之称，都不是有人胡诌的什么基于河南新郑而得称：“郑州所具有的历史其优势包括是‘天心’、‘地中’。”“新郑是天下中心”，“新郑县城的竹园村还保存有‘天心石’……”而强调提倡中道而为称。作为一个讲究礼仪的文明古国，他的一切称谓都是很考究的，更不用说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就更不可能信口开河。概括起来，汉代以前人们以“黄、炎”而指黄帝与炎帝，绝不是倒过来称什么“炎、黄”，这是有以下几个很关键的原因造成的。

一、黄帝为兄，炎帝为弟，黄帝为嫡，炎帝庶出

黄帝与炎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因此，西汉的贾谊说“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是小有失误的。黄帝是少娶于西陵氏或方雷氏妻附宝所生，而炎帝是少典娶羌氏女登所产，故言“黄、炎同父”是对的，言其“同母”则为错误。当有熊部落方国之际，原始社会为避近亲通婚，而出现“.同姓，其生不蕃”的问题，在实践中形成的异姓通婚的“婚姻圈”还在实际沿袭，其时“姓”之所得，是从其生母，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因生以为姓，从女生”。“氏”之所得，始于封爵，继以地望而称。故黄帝姓姬，炎帝姓姜。黄帝以封公而得“公孙氏”，炎帝则以受封之地在赤城，而为“缙云氏”。对此种历史情况说得最明白的，是《通志·氏族略序》。其文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因此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因此，《国语·晋语》中所载司空季子为劝说逃亡中的重耳纳其侄所弃前妻怀赢，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其“有蟜氏”不确。因为有熊与“西陵”、“方雷”为固定的世代通婚关系，其两氏或为一族，都为姬姓。因此，其时在帝位选贤禅让之中，姬姓为嫡，姜、伊、姚等别姓为庶，帝喾之前，选贤禅让帝位，从未打破“传嫡不传庶”的旧规制。而司空季子为制造出一个“姓不同便德不同”的理论基于，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个得姓之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诌。

二、黄帝具有大德，而炎帝则有失德之行

黄帝仁慈，“养性爱民，不好战伐。”其在继少典之后而治理有熊部落方国之际，对内发展生产，努力解决国人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问题，爱护人民，轻税薄赋，“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对外教民习用干戈，振兵自卫，而不掠夺他族。这同当时其他各部落方国互“相侵伐，暴虐百姓”，民贫至极，不堪其苦的局面，形成了极为显明的实际对比。因此，有熊部落方国周围的其他部落方国之君，或慑于其威，或真正心服，而“咸来宾从”，如此结成了在当时最大的一个部落联盟集团。其地域扩大到了东到渤海、西至西河、南达汉水，北控朔漠这样一个范围。有熊部落方国地域的迅速扩大，是有熊军事首领“帝”与行政首领“后”商议派遣得力重臣分赴各地，以中央统一制定的典章制度治理地方的直接原因。而其时的行政首领姜榆罔，派蚩尤去了少昊，自己亲自坐镇太昊，而由军事领袖姬轩辕守在都城青丘，这就是“涿鹿两战”产生的起因，也是贾谊言黄帝、炎帝“各有天下之半”的历史依据。此后，蚩尤在山东北部先假黄、炎之名义，横征暴敛为日后的公开叛乱聚集财物，接着就用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以及往人脸上刺字等刑法，逼迫九黎人随其造反。九黎人不堪其苦，上告于黄帝、炎帝，由此而有炎帝从河南的“空桑”邑北上山东，在相当于今曲阜附近的地方，筑邑亦命曰“空桑”以行监视。这才有了蚩尤“登九淖，伐空桑”，炎帝一战即溃，一溃即逃，一逃就引蚩尤追回到涿鹿的都城青丘之下，拉开了黄帝战蚩尤的历史大幕。在整个战蚩尤的持续多年坚苦战争中，炎帝是安居于阪泉未有任何辛劳的。因为，阪泉与战蚩尤的战场“涿鹿之野”，中间隔着涿鹿山向东北延伸下来的一道山梁。而战蚩刚一取胜，黄帝还未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在阪泉以逸待劳的炎帝就向黄帝发动进攻，由此而接着一场“阪泉之战”。这就是“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其政历史评论的基于。至于为什么炎帝派蚩尤司政于少昊后，不是另派臣属，而是自己亲自到太昊治理地方？为什么遇蚩尤之伐，一战即溃，一溃即逃，一逃就引蚩尤追回到涿鹿的都城之下？为什么以骑马善战的蚩尤，在帝都之下，涿鹿河畔，将炎帝追杀到了一个“九隅无遗”的地步，却一点都没有伤到炎帝呢？为什么蚩尤刚刚战死，炎帝不是庆贺，而是立即从阪泉向青丘（即今俗称的“黄帝城”遗址）对黄帝发动军事进攻呢？为什么黄帝痛心疾道地叹息：“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呼唤“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又痛切地说：“毋借贼兵，毋裹盗粮。借贼兵，裹盗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施。弗同而同，举而为同。弗异而异，举而为异。弗为而自成，因而建事。阳亲而阴恶，谓外其肤而内其剧。不有内乱，不有外寇。肤既为肤，剧既为剧。内乱不至，外客〔寇〕乃却。”那么，是谁“借贼兵，裹盗粮”了？黄帝痛切地叹息的兄弟不同，应该不是别人吧？又呼唤“伤国之神”“胡不来相教顺弟兄？”这位能够“伤国”的“神”应该就是不同之“昆弟”的已亡父亲吧？联系到黄帝一统神州大地，“合符釜山”，以法治国后，又让炎帝主政于南方，黄帝至垂暮之年而罕有地轻车简从，秘密南巡，致使其妻嫘祖病死于南岳衡山，就非常耐人寻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