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战国策》中诸说客——论智士与名士

《战国策》或称战国“杂史”、《国策》、《短长》，又号“纵横家言”等。主要是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言行的汇集，也有一些历史史实同人物的记录，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其作者不可确指，就其“纵横色彩”看，应是出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纵横家之手，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书述事件在春秋之后、楚汉相争之前，约有245年的历史，并按国别编排，共33篇。谈起《战国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约都是让孩子从小受磨练的《触龙说赵太后》、《吾与徐公孰美》、《邹忌修八尺有余》……这些千古传颂的名篇。

当我们静下心来耐心通读几千年前那佶屈聱牙的文字后，总是又不约而同的感叹：遍遍是智慧。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战国策》的价值无疑是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考究的。

春秋战国是周室衰微、群雄并起的年代，数百年间兵革不息，各路雄杰逐鹿中原，无数生灵涂炭；各诸侯大国独霸一方，割据称雄，在政治、经济状况、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由于当时封建专制制度尚未最后确立，因此平民出身的策士、说客可以自由的身份直达国君，以自己的治国之策打动君王，谋取自己的名利地位，正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旦得宠，便一步登天；如不被用，则转身投靠其他赏识自己的君主。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又一批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一时间诸侯公卿们所养门客多则达到难以想象的数千，少则数十。他们站在各个不同的诸侯国或不同的政治集团立场上，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同策略。因而，为了达到各自形形色色的目的，这些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的谋臣策士们施尽长短之术、纵横之势、诡序之计。“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虽有夸饰，但却是游说群体强大而特殊政治势力的另一种体现。

在这个风起变幻的时代，儒、墨、法、兵各家代表人手各显其力，名人辈出。而在战国众说客中的头面人物：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更是妇孺皆知的典型。而范睢、冯谖、孟轲、苏秦之弟苏代、司马错、墨翟等等同样也是赫赫有名。这群说客奇谋异智、转危为安、转亡为存的杰作更是枚不胜举，他们多数自由游走于各国，却又各为其主出谋划策，左右时局，个个博晓古今、足智多谋、名传千诵。“乱世出英雄”，一方面，策士们这种“来去自由”的独立性为后世所无，保持了一定的尊严。另一方面，策士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朝秦暮楚，只有利害，没有是非，毫无原则可言。

在这个纷争不息的年代，也为一些聪明诡诈之徒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大舞台。然而，要真正评判这群说客策士却并非容易，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智大于名者

（一）智士：泛指聪明并具有某种知识技能的人

《汉语字典》（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更多的是倾向于那种聪明，能言善辩的人。而不包括那些堕于诡辩，歪曲真理，玩弄是非而聪明之人。）代表人物：颜率、季梁、段干纶等。

特征：谋国不谋身、远见卓视、厚德仁义。

（二）提到“战国”首先想到是什么？是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张仪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争名者于朝，争利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诸如他的这班纵横之士对名利是不加掩饰的，他们通常载“千金”为游说资本，挟“实利”为诱人的钓饵，大打“泉币进军政治”的旗帜，为图己之功名利禄，为争封建上层一席之地，可以不择手段，大胆向传统道德挑战。其所谓“进取”实即求取富贵利达，他们正是带这种思想意识游走于各国。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放于利而行，多怨” 。在当时奉求名利蔚然成风的形势下，却另有一群与“大道”相背驰而行的人。《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就给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位“另类”—颜率。据记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展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扰，臣请东借求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就这样颜率利用齐王的贪欲，以能得美名同九鼎而借齐王退却了秦国的逼迫。

秦师虽退，然而事情并没完，接下来便是齐王向周王要鼎来了，可怎么办呢？颜率又一次跑到齐王面前说：“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吓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錘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因此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最后就这样齐王只好放弃了求要九鼎的打算，从而不了了之。

故事的结局是颜率凭其巧言善语借齐之力既退了秦又保住了鼎，整个过程几乎波澜不惊便结束了，表面看起来似乎并没费什么劲儿，然而这其中却是暗含着莫大的智慧同才识的！首先，在当初秦国强逼之时，颜率就已经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强势之秦，他们惹事不起！如果直接将其拒绝，无疑招来的是一场以卵击石的灭国之灾，但象征王权的九鼎又绝不能拱手相让。要保住九鼎非周室一己之力所能及。这是他的第一步：审时度势；既然自己不行，就得求于他人。然而更严重的问题也就在于此，粗看门外虽有六雄之众可择，却又难择更不得不择。各诸侯哪个又不是秦国之心呢？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才出狼窝又入虎口的局面。

但无论怎样，援家是必须得寻找的，在此进退维谷的不利情势下，颜率采取了齐国，采取齐国也正是充分体现出其过人智慧之处！当齐王同意施助那一刻起，颜率对于保鼎又存国之事，可说是就基本上成竹在胸了。为什么呢？只要用心观察战国地形分布图就明白了。周之北是燕；向东依次是魏、赵、齐；往南是韩、楚；西是虎视的强秦。

这六家中齐是想要真正得到鼎难度最大的。因为，北方的燕离得实在太远，无论是出兵救周照样运鼎都不现实；东方的魏、赵距得近，出兵迅速，可解周之危急，但同时也意味着人们若回头来搬鼎也相对较易，只须顺水黄河便可，到时秦虽赶走了，但鼎恐怕是保不住的，因此也不可取；再看南之韩、楚的情况基本上类似于东之魏、赵；最后就是最东端的齐了，齐若答应救周，可以兵发黄河直接西抵洛阳，但却要不走鼎。齐之因此要不走鼎，实际上关键并不在于颜率在齐王面前所夸张的“九九八十一万之困”，而在横于周、齐之间的两家土匪—魏、赵。自然而然想要连闯两关，对于当时势力并不是绝对占优的齐来讲只得望鼎兴叹了。颜率的此番举动便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如何才能东西兼顾，不落得东塌西倒才是见真功夫之处！

颜率站在整个战国局势的高度，运筹帷幄，在自己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既退了秦师又保存了社稷，还使得齐国这个哑巴吃下个黄莲，不能不说是其远见卓视的体现！如此冷静从容，深谋远虑并在悄无声息中玩转三国，乃名符其实的大智也！然而与其才智不相对称的却是其名。

颜率，鲍彪注曰：周人也。这便是《战国策》的本注。书中关于他的记载也不多，但从替周王室保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颜率是非常聪明的，他智勇双全，能言善辩，即使与苏秦、张仪相比也可以说毫不逊色，然而在名气上却又是不能相提并论，不论在当时，或者是现在，他都不是人们谈起战国时口中的“常客”。贾谊在《过秦论》中谈六国之士时记到：“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在贾谊的这张“名人榜”中颜率同样不在其所列，这再一次证明了颜率虽是有大智慧之人，却名气远远不如其智。

我们再看一个人：季梁。据《魏策》载，魏王打算夺取邻国赵之都城邯郸时，季梁立即从出使路上返回，衣容不整便跑到魏王面前说：“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 告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何为北面？’ 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臣曰：‘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季梁在当时魏王主意已些定，决心已下的情况下巧妙形象地通过“南辕北辙”之典故打消了魏王的计划。

若单从故事来讲，这只是季梁一次劝说魏王的举动而已，其实不然。往深里看，季梁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说服，而是一次挽救！实际上说服与挽救二者间是有着莫大差别的。挽救的结果是避免了魏国不战败，避免了两国百姓的一次生灵涂炭。因为季梁深知一度称雄的魏国当下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又出师无名，战的结果必定事与愿违；而说服的结果在更多意义上只是阻止了魏王一次不明智的个人行为罢了。

季梁如此用心良苦的背后是要讲出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同时更加关键的是他这智，这智在聪明的基础上，体现出了另一种不同，这智是更大的智，因为它不光察颜观色后巧借典成功制止了魏王的一次失策，心系国家社稷，而且他更胸怀百姓之安危，饱含以德治天下的仁厚。然而他却依然难为后世人所熟知，依然尴尬于智高名低……

从颜率、季梁身上不难看出，他们是战国中属于安静型的一类，虽同为儒派，名又不如颜渊、子贡。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视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讲究仁礼、讲原则，反对法家的“以力服人”，推崇“以德治天下”不枉贪个人之私利。在这一点上与苏秦等人以谋身为中心的行为相比，颜率，季梁正好相反，他们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为国家利益竭力出谋划策，而功名利禄这样的个人利益在他们那里是次要的；他们为社稷存仁，为民族取义，尽心尽责，不求芳名远播，站在时代的前列呼风唤雨，却是难能可贵地坚守着自己光明的信仰，可谓是一群单纯的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