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遗憾：明帝国错失海洋时代的原因

近代世界发展起源于海洋，海洋是联系整个世界的纽带，所有的国家都争先恐后的开始了海洋的探索。

但为何那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明帝国，那个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60年前就已经到过现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的国度，为什么竟然没有赢得发现欧洲或美洲的桂冠，而这个国度为什么只是在全球史时代开始之后300多年才进入了近代？

从1405年开始，郑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帝国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同之后再无郑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史学界对于郑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争论，其中《明史》的说法最为确切，无需别立高论。《明史》上说，派郑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同舰队肩负着两项关键使命，一是寻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强。通过连续七次下西洋，上述两项目的应当说都实现了，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统治集团了解到，南洋同西洋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政权纷纷归依明朝，一个符合儒家观念的“朝贡体系”重新形成了起来。

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宣德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

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因此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

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破费很大。到了明宪宗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其战略方向存在着争论，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战略存在着一个轨迹，从南北平衡转向重视北方，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明证。成祖时代的下西洋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推进的，无论是寻找建文帝照样耀兵异域，都有明确的战略企图。随着蒙古对北方边境威胁的增大，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放弃破费巨大的海上运动，是战略理性的体现，不这样做，反而是难以理解的。

但是，战略转变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放弃下西洋运动，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来自海上的对王朝安全的威胁，战略重点转向北方、不再组织国家层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采取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下西洋运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破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

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因此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运动的国家垄断。

（l来源：：海洋时代）